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📋 赛事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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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比赛分析】
六名中国游客在日本新潟县八海山死亡谷被困，经过救援后全员脱险，而事后，有关救援费用的话题引发关注。
说来说去，关于户外救援的收费争论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，是否有清晰明确的法律框架和责任义务划分。
对于被救者个人来说，这确实是一笔不菲的费用，即使购买了专项保险，但如果被认为“主观故意”进入危险区域，保险公司也可能拒赔。
而民间救援主要由户外救援企业或机构承担，较知名的比如LiSS、GACT等，具有商业属性，受救助者需要个人付费，且收费较高。
千言万语一句话，一切以法律为准绳，依法救援，依法收费，要先有法。
公共救援主要由各地的“山岳警备队”和“山岳救助队”实施，在公共救援保障区域内的救援活动，无需个人付费，属免费公益性质。
在日本，类似的野外救援，分为政府公共救援和民间收费救援两大类。
据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透露：“日本当地民间救援的费用为每人100万日元”，也就是说，此次获救的六名中国游客，有可能要每人自付约合4.5万元人民币的救援费用。
而对于因违法违规行为而产生的救援需求，收费的合理性就要高得多，那么，哪些户外行为属于违法违规、哪些救援活动需要收费、相应的救援收费标准是多少？显然还需要更为细致、完善的法律法规出台。
以北京为例，目前已经有昌平等区，尝试推出“有偿救援”服务，比如2025年10月，昌平区发布《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于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产生的救援费用，当事人需要承担。
有声音认为，驴友爬野山，本身疑似违规行为，造成公共资源消耗，理应个人付费，即谁叫救援谁付费。
而在今年初，该办法有了第一起应用案例。去年11月底，13名驴友在昌平爬山失联，获当地救援脱险，今年1月，昌平区对这次救援的追偿工作完成，经协商，获救者购买捐赠了280件救生衣，赠予昌平区事发村镇，以折抵救援费用。
这次对中国游客的救援，恰好先后动用了这两大类救援。25日晚的尝试性营救（虽营救失败）来自民间救援机构，费用需要自理。而26日晨日本当地警方组织的两支救援队，属于政府公共救援，原则上不会向游客收费。
国内的野外救援，一般由当地消防部门主导，也有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队参与，大多是免费性质。但随着救援需求量的逐年攀升，公共资源消耗增大，一次大型救援往往需要多级联动（应急、公安、消防），动辄出动上百人及相应设备，因此对于救援收费的呼声也越发高涨。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中，自然保护区根据保护强度分为核心区、缓冲区和实验区，前两者是明令禁入的，而后者可进行生态旅游、科普等活动。一些“野山”如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或缓冲区，擅自进入即为违法。但除此之外、不在保护区范围内的其他“野山”，若遵守护林防火等规定，那么并没有明确法律禁止入内。
其次，有关“野山”的概念，目前的舆论趋向是，似乎只有去爬景区的山才合法合规，否则就是违规，就是“作死”，但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。
六名中国游客均为30岁至40岁男性，1月25日在滑雪时脱离既定线路，因地形复杂且遭遇大雪而被困山谷。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及日本当地警方联系、组织了救援力量，但因天气恶劣，当晚第一波救援队进山搜寻失败，于是线上指导被困者挖雪洞自救过夜。26日晨，警方组织的两支救援队再度进山搜寻，临近中午时将游客全部营救下山。
所以，爬野山并不该一刀切的视为非法行为，关键看爬的野山，是不是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保护区域。
至于日本民间救援的收费标准，都有详细规定。比如夜间极寒环境救援时，专业救援向导的时薪可达2.5万日元（约合1100元人民币），如需直升机参与，单次起降飞行费用在80万日元（3.6万人民币）上下。
另外关于户外救援，还有几点概念是需要讨论清楚的。
也有声音认为，户外运动有其需求与合理性，创造条件支持它是社会责任与福利范畴，除极端情况外，救援应坚持公益。公共资源来自民众，也该服务于民众。
这些年随着国内户外运动的大众化，户外事故高发，驴友登山被困事件屡见不鲜，而每当有救援队成功救下受困者的新闻，坊间舆论总会对是否应该收费争论不休。
按照此次捐赠救生衣的价格折算（40到60元/件、280件共计在1万5千元上下），人均救援费用在一千元左右。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获救人员启动公益追偿的案例。
政府公共救援，相关部门是有专项公共应急资金的，这钱来自民众，也理应用于民众。对于在合法合规的户外运动中受困的大众，如果再收取费用，是否相当于二次收费？
首先，户外运动已被国家列入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，并不在被禁止活动之列，因此这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情。
这次发生在日本的救援事件，实际上也涵盖了中国国内户外圈的一个热议话题：救援活动到底要不要收费。
（李普利）
【球队数据】
北京时间10月11日，37岁的NBA三冠后卫丹尼-格林宣布正式退役，结束自己15年的NBA生涯。
丹尼-格林在社交媒体发布亲笔信正式宣告退役，在信中，他感谢了篮球，感谢了球迷，感谢了朋友、家人和所有的教练队友，并特别感谢了妻子和孩子的支持。
2009年，帮助北卡夺得NCAA冠军的丹尼-格林参加NBA选秀，在第46顺位被骑士选中进入NBA。
丹尼-格林先后在骑士、马刺、猛龙、湖人、76人和灰熊效力过，并帮助马刺、猛龙和湖人夺得过NBA总冠军。
整个职业生涯，丹尼-格林出战832场常规赛，场均得到8.7分3.4篮板1.5助攻1抢断，三分命中率为40%。他曾三次夺冠，1次入选NBA年度最佳防守阵容。
（修楚）
【历史交锋】
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，后来转项到拳击，按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”。
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，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，可选的路并不算宽。在社会上开拳馆、带课教拳是主流，还有人去当保镖，去卖力气。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，即参与地下拳赛，赚取出场费，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，属于违法范畴。
谢丽丽是黑龙江人，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，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。但即便这样，因为户口问题，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，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。
退役时，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，她被告知，没有户口，就拿不到退役费。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，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，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，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
谢丽丽回忆：“基本只是防守，就是让客人打……”谢丽丽记得，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挣了300块钱，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对客人的询问，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，“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，可能客人更多，但我说不出口……”
据谢丽丽回忆，当初交流来北京队，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，却被一拖再拖。“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，身份也能转为正式，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，每次找队里，都拖着不办，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。”
刚退役的那段日子，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，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，但入不敷出，不足以维持生计。“我借了3万块，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，别人不要，我抬过来的。”
“练拳这么多年，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跑完是空击、打沙包等练习，还有训练和实战，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。”
比如在山东烟台的“闹海拳击狂欢季”职业组比赛中，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，并取得了胜利。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，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。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，但从出拳、打手靶的动作看，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，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这类商业赛事，既有职业组，也有白领组，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，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。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，目的是打造“体育+文旅”的商业创新，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“苏超”足球赛。
今年6月，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，开始参加一些“职业赛事”，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。
再后来，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，起名叫“楠拳社”，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“楠哥”相呼应。
谢丽丽披露，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、聘用队员的差别，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。
不过，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，疫情之下，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，场地、人员的经费重压，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。
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，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，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，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凭着天赋和苦练，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，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，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，另外，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。
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，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，台下客人看得兴起，付费上台和拳手“过招”。
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、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，一起维权，讨要退役安置费，也揭开了当时“北漂”运动员的痛点。
“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，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。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，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，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。很多不是北京的，走了以后回到老家，找个工作打工，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，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，有游泳队的、有跳水队的，还有赛艇队的。
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，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，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，只是为了挥洒汗水、释放情绪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，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。
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，与原籍信息对不上，户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，几乎成了黑户；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“弄丢了”，想仲裁也无证据；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，成了中学生，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，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；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，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，然后就停发了工资……
2015年9月，谢丽丽退役，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不过，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，而变成了“维权者”。
为了生计，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，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，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，更像是文旅项目，但必须承认，这样的模式，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、参与体育的同时，带起了热度，搭起了舞台，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、从中受益。（二头）
【球员介绍】
周四，莱比锡官方宣布，前锋维尔纳左脚踝韧带断裂，将缺席今年剩下的全部比赛。
（伊万）
在欧冠小组赛莱比锡4比0大胜顿涅茨克矿工的比赛中，维尔纳因为脚踝受伤，早早被换下。
这次重伤也意味着维尔纳将缺席今年的世界杯，德国队教练弗利克也确认维尔纳无法参加世界杯：“这让人非常伤心，我为维尔纳的缺席感到非常遗憾，我真的想我我们一起征战世界杯。这是德国队的巨大损失，我们希望他能尽快恢复。”
在德国国家队，维尔纳出场55次，打入24球。
维尔纳是德国队的重要一员，参加了2018年世界杯和2020年欧洲杯。不过2018年欧洲杯上虽然小组赛全部首发，但没有进球和助攻。
【比赛分析】
六名中国游客在日本新潟县八海山死亡谷被困，经过救援后全员脱险，而事后，有关救援费用的话题引发关注。
说来说去，关于户外救援的收费争论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，是否有清晰明确的法律框架和责任义务划分。
对于被救者个人来说，这确实是一笔不菲的费用，即使购买了专项保险，但如果被认为“主观故意”进入危险区域，保险公司也可能拒赔。
而民间救援主要由户外救援企业或机构承担，较知名的比如LiSS、GACT等，具有商业属性，受救助者需要个人付费，且收费较高。
千言万语一句话，一切以法律为准绳，依法救援，依法收费，要先有法。
公共救援主要由各地的“山岳警备队”和“山岳救助队”实施，在公共救援保障区域内的救援活动，无需个人付费，属免费公益性质。
在日本，类似的野外救援，分为政府公共救援和民间收费救援两大类。
据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透露：“日本当地民间救援的费用为每人100万日元”，也就是说，此次获救的六名中国游客，有可能要每人自付约合4.5万元人民币的救援费用。
而对于因违法违规行为而产生的救援需求，收费的合理性就要高得多，那么，哪些户外行为属于违法违规、哪些救援活动需要收费、相应的救援收费标准是多少？显然还需要更为细致、完善的法律法规出台。
以北京为例，目前已经有昌平等区，尝试推出“有偿救援”服务，比如2025年10月，昌平区发布《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于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产生的救援费用，当事人需要承担。
有声音认为，驴友爬野山，本身疑似违规行为，造成公共资源消耗，理应个人付费，即谁叫救援谁付费。
而在今年初，该办法有了第一起应用案例。去年11月底，13名驴友在昌平爬山失联，获当地救援脱险，今年1月，昌平区对这次救援的追偿工作完成，经协商，获救者购买捐赠了280件救生衣，赠予昌平区事发村镇，以折抵救援费用。
这次对中国游客的救援，恰好先后动用了这两大类救援。25日晚的尝试性营救（虽营救失败）来自民间救援机构，费用需要自理。而26日晨日本当地警方组织的两支救援队，属于政府公共救援，原则上不会向游客收费。
国内的野外救援，一般由当地消防部门主导，也有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队参与，大多是免费性质。但随着救援需求量的逐年攀升，公共资源消耗增大，一次大型救援往往需要多级联动（应急、公安、消防），动辄出动上百人及相应设备，因此对于救援收费的呼声也越发高涨。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中，自然保护区根据保护强度分为核心区、缓冲区和实验区，前两者是明令禁入的，而后者可进行生态旅游、科普等活动。一些“野山”如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或缓冲区，擅自进入即为违法。但除此之外、不在保护区范围内的其他“野山”，若遵守护林防火等规定，那么并没有明确法律禁止入内。
其次，有关“野山”的概念，目前的舆论趋向是，似乎只有去爬景区的山才合法合规，否则就是违规，就是“作死”，但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。
六名中国游客均为30岁至40岁男性，1月25日在滑雪时脱离既定线路，因地形复杂且遭遇大雪而被困山谷。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及日本当地警方联系、组织了救援力量，但因天气恶劣，当晚第一波救援队进山搜寻失败，于是线上指导被困者挖雪洞自救过夜。26日晨，警方组织的两支救援队再度进山搜寻，临近中午时将游客全部营救下山。
所以，爬野山并不该一刀切的视为非法行为，关键看爬的野山，是不是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保护区域。
至于日本民间救援的收费标准，都有详细规定。比如夜间极寒环境救援时，专业救援向导的时薪可达2.5万日元（约合1100元人民币），如需直升机参与，单次起降飞行费用在80万日元（3.6万人民币）上下。
另外关于户外救援，还有几点概念是需要讨论清楚的。
也有声音认为，户外运动有其需求与合理性，创造条件支持它是社会责任与福利范畴，除极端情况外，救援应坚持公益。公共资源来自民众，也该服务于民众。
这些年随着国内户外运动的大众化，户外事故高发，驴友登山被困事件屡见不鲜，而每当有救援队成功救下受困者的新闻，坊间舆论总会对是否应该收费争论不休。
按照此次捐赠救生衣的价格折算（40到60元/件、280件共计在1万5千元上下），人均救援费用在一千元左右。这是北京市首例对获救人员启动公益追偿的案例。
政府公共救援，相关部门是有专项公共应急资金的，这钱来自民众，也理应用于民众。对于在合法合规的户外运动中受困的大众，如果再收取费用，是否相当于二次收费？
首先，户外运动已被国家列入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，并不在被禁止活动之列，因此这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情。
这次发生在日本的救援事件，实际上也涵盖了中国国内户外圈的一个热议话题：救援活动到底要不要收费。
（李普利）
【球队数据】
北京时间10月11日，37岁的NBA三冠后卫丹尼-格林宣布正式退役，结束自己15年的NBA生涯。
丹尼-格林在社交媒体发布亲笔信正式宣告退役，在信中，他感谢了篮球，感谢了球迷，感谢了朋友、家人和所有的教练队友，并特别感谢了妻子和孩子的支持。
2009年，帮助北卡夺得NCAA冠军的丹尼-格林参加NBA选秀，在第46顺位被骑士选中进入NBA。
丹尼-格林先后在骑士、马刺、猛龙、湖人、76人和灰熊效力过，并帮助马刺、猛龙和湖人夺得过NBA总冠军。
整个职业生涯，丹尼-格林出战832场常规赛，场均得到8.7分3.4篮板1.5助攻1抢断，三分命中率为40%。他曾三次夺冠，1次入选NBA年度最佳防守阵容。
（修楚）
【历史交锋】
谢丽丽最早是练柔道的，后来转项到拳击，按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是真的很喜欢拳击”。
除了个别金字塔尖的选手外，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谋生路，可选的路并不算宽。在社会上开拳馆、带课教拳是主流，还有人去当保镖，去卖力气。早年还曾有过退役拳手打黑拳的报道，即参与地下拳赛，赚取出场费，但这类比赛通常与赌博挂钩，属于违法范畴。
谢丽丽是黑龙江人，2009年从浙江队交流到北京队，成为北京女子拳击队的队长。但即便这样，因为户口问题，她的基本成绩津贴只有每月2千元，远低于有北京户口的队员。
退役时，谢丽丽又遇到了麻烦，她被告知，没有户口，就拿不到退役费。这笔预计十几万的费用，本是运动员用运动生涯换取的，但因为户口问题拿不到钱，谢丽丽不得不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
谢丽丽回忆：“基本只是防守，就是让客人打……”谢丽丽记得，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挣了300块钱，但心里却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对客人的询问，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国家队经历，“如果说自己以前是国家队的，可能客人更多，但我说不出口……”
据谢丽丽回忆，当初交流来北京队，得到过落实户口的承诺，却被一拖再拖。“队里说拿全国前三就能办户口，身份也能转为正式，我拿了三次全国冠军，每次找队里，都拖着不办，说下次比赛拿了成绩再办。”
刚退役的那段日子，谢丽丽和几个队友一起借钱筹钱，在北京常营开了个拳击教室，但入不敷出，不足以维持生计。“我借了3万块，馆里的柜子都是别人送的，别人不要，我抬过来的。”
“练拳这么多年，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跑完是空击、打沙包等练习，还有训练和实战，一天下来要打出上万拳。”
比如在山东烟台的“闹海拳击狂欢季”职业组比赛中，谢丽丽出战女子超轻量级，并取得了胜利。自从出战商业赛以来，谢丽丽保持着全胜纪录。尽管多年没有专业训练，但从出拳、打手靶的动作看，谢丽丽依然是又快又狠，国家队级别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这类商业赛事，既有职业组，也有白领组，职业组邀请高手参赛，而白领族则由普通人参加。这种全民参与拳击的模式，目的是打造“体育+文旅”的商业创新，说白了有点类似今年火爆异常的“苏超”足球赛。
今年6月，36岁的谢丽丽复出再战拳台，开始参加一些“职业赛事”，更准确的说是商业赛。
再后来，谢丽丽又开起了拳馆，起名叫“楠拳社”，这名字和她打拳时的外号“楠哥”相呼应。
谢丽丽披露，当时北京队的运动员有正式队员、聘用队员的差别，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待遇差别也很大。
不过，残酷现实又一次横亘在谢丽丽面前，疫情之下，重资产的创业项目几乎全部遭到重创，场地、人员的经费重压，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。
像谢丽丽这样专业出身的高水平选手，在这类比赛中会很受青睐，她们的专业背景与身份，是赛事打造自己品牌效应时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凭着天赋和苦练，谢丽丽一路打到了顶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，谢丽丽代表中国拳击队参加了世锦赛和亚锦赛，个人最好成绩是亚锦赛亚军，另外，她在生涯中还曾三次夺得全国冠军。
有朋友介绍她到酒吧表演，两个拳手在台上打给客人看，台下客人看得兴起，付费上台和拳手“过招”。
当时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队、但没有北京户口的外地运动员，一起维权，讨要退役安置费，也揭开了当时“北漂”运动员的痛点。
“毕竟我们付出这么久，最后连最起码的一个安慰都没有。青春和身体都贡献给体育事业了，到头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有很多我们这样的运动员，但真正站出来维权的没有几个。很多不是北京的，走了以后回到老家，找个工作打工，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。”
当时和谢丽丽一起的，还有几个和她情况类似的北京队外地户籍队员，有游泳队的、有跳水队的，还有赛艇队的。
当时的市场机会看起来不错，拳击与健身之间产生了关联，练拳不为达到多少水平，只是为了挥洒汗水、释放情绪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，将拳击视为一种很酷的锻炼方式。
他们披露的情况各不相同，有人因为年龄被改了，与原籍信息对不上，户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，几乎成了黑户；有人因为当初的工作协议被运动队“弄丢了”，想仲裁也无证据；有人被运动队注册了北京某中学的学籍，成了中学生，代表该中学比赛拿成绩，从而影响了后来的户口派遣机会；还有人本想继续效力，但领队代他写了退役申请，然后就停发了工资……
2015年9月，谢丽丽退役，并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不过，那时她的角色不再是冠军，而变成了“维权者”。
为了生计，谢丽丽曾有过不少尝试，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却又难以忘记的经历，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尽管有人诟病这类比赛脱离了体育竞技范畴，更像是文旅项目，但必须承认，这样的模式，在带动普通人关注体育、参与体育的同时，带起了热度，搭起了舞台，也确实也会让更多体育人得到机会、从中受益。（二头）
【球员介绍】
周四，莱比锡官方宣布，前锋维尔纳左脚踝韧带断裂，将缺席今年剩下的全部比赛。
（伊万）
在欧冠小组赛莱比锡4比0大胜顿涅茨克矿工的比赛中，维尔纳因为脚踝受伤，早早被换下。
这次重伤也意味着维尔纳将缺席今年的世界杯，德国队教练弗利克也确认维尔纳无法参加世界杯：“这让人非常伤心，我为维尔纳的缺席感到非常遗憾，我真的想我我们一起征战世界杯。这是德国队的巨大损失，我们希望他能尽快恢复。”
在德国国家队，维尔纳出场55次，打入24球。
维尔纳是德国队的重要一员，参加了2018年世界杯和2020年欧洲杯。不过2018年欧洲杯上虽然小组赛全部首发，但没有进球和助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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